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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城市产业空间供给 提升城市实体经济发展质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会议要求，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以及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强化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优化存量资源配置，强化创新驱动；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城市产业空间是城市经济活动的核心载体，是城市产业发展的空间平台和关键要素。产业空间与产业发展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回馈联系，产业发展质量的提升会带动产业空间品质的优化，反之通过主动优化产业空间的质量，可以发挥“筑巢引凤”的效应，吸引高质量产业的集聚和发展。同理可证，城市实体经济的振兴和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关联的产业空间要素供给的主动提升和优化。因此，立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总要求，以创新驱动为核心，推动城市产业空间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市产业空间供给的周期性变革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规律 　　工业革命以来，以工业厂房为主的产业空间成为城市空间的核心组成部分。此后历次技术革命都伴随着城市产业空间的重大变革，以及产业业态、城市实体经济发展质量的历史性提升。从英美等国对城市中心区的老工业区、港口码头区等区域的系统性改造提升开始，到中国20世纪80年代对城市主城区工厂和郊区工业基地的改造，以及开发区的大发展等，都极大地优化了城市产业空间的供给区位、供给数量和质量，为城市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和空间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与实体经济关联的产业空间经历过多轮优化，从空间布局、空间功能、空间形态、空间配套和空间环境等方面来看，均发生了剧烈的总量扩张、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的过程。目前城市产业空间的优化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制造的崛起而形成的，主要是位于城市边缘和郊区的各类产业园区，以及近年来在中心城区和园区发育起来的各类“众创”平台。其中以开发区为主体形态的各类产业园区，是改革开放40年来城市产业空间供给的主要类型，吸纳了以外向型制造业为主的产业业态，集聚了以进城务工群体为主的新产业工人，成就了中国高速增长阶段的发展奇迹。 　　然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外向型实体经济发展受到了明显冲击，长期依赖的外需市场出现了调整和萎缩，内在成本产生膨胀和上升的问题，伴随而来的是生产技术逐步迭代和淘汰，“互联网+”和共享经济飞速发展。作为我国实体经济主战场的外向型制造业赖以维系的各类要素供给和需求形势均发生了不可逆转的质变，新实体经济曙光乍现，且势不可挡。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促进经济发展迈入新时代和迈上新台阶，成了时代主旋律。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产业空间作为城市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供给要素，需要主动迎合实体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特别是新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以及主动进行供给模式的全方位优化和调整。这一轮城市产业空间的优化和重组，是继上一轮对计划经济工业空间更新之后，我国城市产业空间的新一轮大的优化调整，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城市产业空间面向新时代的系统优化和全面提升。 二、新实体经济的产业空间需求特征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在国家提出“振兴实体经济”的战略背景下，面对传统实体经济发展乏力的困境，新实体经济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正在迅速崛起并提出了新的产业空间需求。新实体经济的概念最早由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2015）提出，而目前对于新实体经济尚没有统一定义。王广宇（2017）认为新实体经济是有效满足客户真实需求，科技含量高，容纳现代人才就业和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经济形态。刘亭（2017）认为新实体经济是指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芮明杰（2016）认为新实体经济是按照产品、工艺、流程分工，但又互联互通、集成的网络状的产业体系。陈文玲（2016）认为互联网联系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新实体经济是在“互联网+”状态下的传统业态升级。马云（2017）认为新实体经济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以数据为生产资料，计算为生产力。对于新实体经济的作用，随着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新实体经济迅速崛起，中国经济时报（2017年3月24日版）认为需要全力以赴发展新实体经济，王广宇、华挺等学者（2017）认为新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的未来，能够重启中国增长动能，但是也有学者（杜鹃，2017）认为需要理性看待新实体经济的崛起，当前互联网技术发展过快过猛会为企业未来埋下隐患。对于新实体经济的组织模式，马云（2017）认为新实体经济需要线上线下合力，一方面传统企业特别是大量的中小企业可以借助互联网公司提供的服务，大幅提高效率，变成“新实体”；另一方面传统弱势产业，如农业，可借助网络实现产业化，近年来一些地方涌现出来的“淘宝村”正是这种探索的体现。金岩石（2017）认为新实体经济是平台型组织，员工、客户、企业三方缺一不可。 　　结合上述对新实体经济发展特征、组织模式等的相关研究可以推断，新实体经济一方面能够改变和提升传统实体经济的发展模式和质量，另一方面也创造出新的产业业态，进而对产业空间甚至整个城市空间提出新的需求。需要对存量的产业空间、城市空间和相关配套服务空间，乃至关联的空间供给政策进行系统优化。 三、对当前城市产业空间供给优化的策略建议 　　面对全面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实现发展动能新旧转换的历史性变革，优化城市产业空间的供给质量和供给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江苏和南京城市发展实际，现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促进开发区空间的转型升级和再开发。开发区是我国近30年以来城市产业空间的主要类型，大多数位于城市边缘区，邻近港口、机场、高速公路出入口，景观上以连片的厂房为主。伴随各类低端制造业、过剩产能的转移和削减，工厂化、大规模、流水线的生产空间，正在向高端的楼宇型、实验室化的生产空间转型，传统开发区空间面临空间形态、空间品质和空间功能的全面重塑，以适应新产业业态发展的需要。为此需要研判各类新型制造业的空间需求特征和空间使用特性，对当前以传统厂房为主的开发区空间进行系统改造提升。同时对于不适应新型制造业集聚发展的开发区建立退出机制，促使低效工业用地转型承接其他城市功能或者产业业态。部分与主城区已经完全融合为一体的开发区，随着区位条件的变化，已经不适宜发展一般性的低端制造业，必须促进其既有产业逐步退出，对既有产业空间进行系统改造，成为适合承接和集聚新业态的新产业空间。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启动区河定桥地区，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周边功能区块的整体发展，特别是南京南站的投入使用，以及地铁1号线的开通，已经由传统的工业地带升级再开发为以商业服务业为主的区块，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位于江北的南京高新区首期启动区，随着江北新区成为南京的主城区块，以及高新区地段在江北新区不断中心化，该地区也已经不适合传统制造业集聚，正在通过合适的再开发，促进新产业的集聚和新功能的发育成长。由此可?，全省量大面广的开发区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开发区空间价值的升级，再开发已经成为新一轮发展的重要手段。开发区的再开发，必须以绿色低碳、集约节约、智慧人本等先进理念为导向，把功能性再开发、空间再开发、基础设施再升级和公共服务体系再优化，既有产业建筑的合理再利用等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空间的全面升级与创新。 　　培育壮大城市内部的各类创新空间。城市创新空间主体包括知识型创新空间和产业型创新空间两大类型，其中知识型创新空间又可以分为研发型和创意型两种类型。城市创新空间的核心生产要素是人以及高端装备，其对于城市其他各类空间的负外部性相对较低，而对于高端生产要素的邻近性要求较高，需要与各类知识、技术源接近，而不是传统产业空间需要与港口、交通枢纽、重要通道等邻近。楼宇、办公室、工作坊、实验室以及以高科技装备为支撑的小生产空间是这类空间的主体形态。大都市的中心城区各类服务设施齐全，公共交通便利，各类信息交换快捷，是天然的创新沃土。结合城市更新，在城市内部主城区的各类适宜区位上系统布局各类创新空间，支撑和吸纳高端创新要素的集聚和结合，是城市创新型产业空间培育的重要途径。以南京市主城区的玄武区为例，该区高校科研院所和大型文化、信息、传媒等载体云集，坐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区域和具有世界级都市核心的名山名湖，是依托文化名城和都市山水，促进名城与名校、名所、名企协同创新的最佳区域，可以通过对既有各类存量空间资源的更新和重组，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独特魅力的古都文化科创名城。玄武区创新型产业空间培育的具体路径包括：对在区的大学和科研院所所在的街区进行提升，建设环高校院所的特色化创新、创业和创意街区；对原来高校事业单位的老旧小区进行回购和改造，发挥这些老旧小区区位条件好、生活便利、房型小适合年轻人居住的特点，建设成为知识型活力创业社区；对区域内既有的产业区块提升，特别是利用徐庄软件园提升为高新区的机会，优化空间配套和空间布局，提升和丰富业态，将其建设成为产业型创新空间；对珠江路科技街进行全面转型和系统升级，从科技型产品贸易街区提升为众创大街。值得关注的是，珠江路科技街的兴起，与邻近的学府路高等院校，长江路文化街以及新街口、洪武路金融商贸街区的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学府路的高校是珠江路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但是随着南大、东大、南师等高校在郊区建设新校区，老校区的科技研发功能正在逐步弱化，最具活力的青年学生和教师群体也逐渐搬离，相当于对珠江路“釜底抽薪”，这是近年来珠江路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南京市委提出建设名城与名校协同发展的科创名城策略，是非常符合南京主城区特点的策略，从这一战略要求出发，应对学府路相关高校在老校区的科创功能配置进行协调，适当保留和新建一批具有高端研发功能的人才团队，与珠江路在新时代携手再创新的辉煌。同时利用南京地铁1、2、3、4号线路构筑形成的大都市核心区地铁环网的优势，对周边特色街区进行整合与功能协同式再开发，形成依托地铁，政产学研高度耦合的南京最高端都市创新核。 　　健全各类新型产业服务空间。产业空间的发展和实体经济的振兴，离不开各类产业服务空间的支撑。传统的产业服务空间供给重视生产服务和投资服务环节而忽视技术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和配套服务环节，也缺乏对生活服务体系的关注。此外与传统的生产服务体系相适应的是大工业、低端制造环节的服务需求，与新产业的服务要求不相匹配，也无法适应“互联网+”和共享经济时代的服务模式。面向新型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和新技术的支撑，需要系统化配置各类产业服务空间，形成从要素集聚、制造、流通、消费全环节的产业服务空间，涵盖从生活到生态的全领域产业服务体系，并注重虚拟服务网络和实体服务体系的匹配与融合发展。南京市作为科教名城，虽然在人力资源的育成方面具有非常强大的能力，但是由于产业服务体系和相应的服务空间建设严重滞后于杭州、上海、苏州甚至在局部领域落后于合肥等城市，导致人力资源的优势无法释放和充分发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抬升了在南京创业、创新的成本，同时造成南京科教大市与创新弱市间矛盾的尖锐化。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名城建设中，创新服务体系和对应的服务空间的供给，是南京补齐创新短板的重要举措。 　　完善新型产业空间培育的空间政策体系。从传统产业空间向新的产业空间供给转型和提升，面临大量的政策约束，需要进行系统性体制、机制改革，特别是涉及对存量空间优化的空间产权、空间收益分配、空间转让交易以及空间共享机制创新等方面。在土地出让，建筑产权交易，共享空间的物业管理等方面，需要突破过去的制度和机制约束，进行大胆创新，形成与各类新型实体经济业态、形态和产业人群活动特征、利益诉求相一致的空间供给政策体系。在这一方面，部分城市对产业用地出让年限和出让条件的改革已经获得一定的成效，当然南京市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工业用地转研发用地，校地合作共建科技园区等方面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并显著地促进了传统产业空间的转型再生，以及各类新型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这对于创新型城市的发展和新型实体经济的集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此外苏州工业园区总体规划中积极遏制和改变房地产用地比例趋高，东莞划定工业用地保护线等做法也值得关注。 　　产才融合，制定具有江苏人力资源大省特色的才人政策和战略。新型产业空间是“创新驱动的空间”，是创新人才汇聚发展的城市型空间，而不是过去大工业时代的厂房林立、机器轰鸣、物流穿梭的工业区，空间活力的形成，离不开新的就业人群和各类创新人才的汇聚。江苏是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教育和文化大省，自古以来就人文荟萃，俊贤云集。在新的发展阶段，把江苏建设成为科创大省和强省，拥有其他人才短缺区域完全不同的人力资源基础和优势，必须制定具有江苏特色的内在存量人才与外来增量人才并举的人才战略和政策。目前江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