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六朝品味金陵-打印银行流水

　　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指出：历代帝王定鼎，其在黄河流域者最占多数……而其据于此者，为外界之现象所风动、所熏染，其规模常宏远，其局势常壮阔，其气魄常磅礴英鸷，有俊鹘盘云横绝朔漠之概。建都于扬子江流域者，除明太祖外，大率皆创业未就，或败亡之余，苟安旦夕者也。为其外界之现象之所风动、所熏染，其规模常绮丽，其局势常清隐，其气魄常文弱，有月明画舫缓歌慢舞之规。

　　梁氏的“建都于扬子江流域者”，包括了建都建业、建康的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建都应天府的明朝，以及建都“虽在钱塘江口，然实延缘于扬子江之河系”的临安府的南宋。

梁朝建康城布局示意图（杨新华、王志高《南京城墙志》，2008年）。

　　“六朝”时代的南京，究竟是座怎样的都城？

　　孙权、司马睿对“六朝古都”美誉居功至伟

　　东汉建安十六年（211），讨虏将军、会稽太守孙权把他的政治中心从京（今镇江）迁到秣陵（今南京），次年，改秣陵为“建业”。

　　其时，汉朝的皇帝刘协虽在丞相曹操的掌控之下，毕竟汉朝还在，所以孙权寓意“建功立业”的“建业”可谓涉嫌僭越，而南京作为孙氏政权事实上的“首都”，也可从212年算起。221年，孙权获得了曹魏的“吴王”封号。及至222年，孙权建元“黄武”，这就等于独立建国了。

　　229年，孙权在武昌（今湖北鄂州）称帝，国号“吴”，并以建业为都，南京正式迎来了都城时代。

　　然而论起出身，富春（今杭州富阳）孙氏委实一般。孙权是继承其父孙坚、其兄孙策的事业而割据江东的。《三国志》中说孙坚为人“轻狡”，“孤微发迹”，“轻狡”即是无赖，具体到孙坚，还是经常打家劫舍的无赖，至于“孤微发迹”，孙坚起家盐渎、盱眙、下邳县丞，连一个小小的县令都没混上。

　　《宋书·符瑞志》中有一段神异的记载：

　　孙坚之祖名钟，家在吴郡富春，独与母居。性至孝。遭岁荒，以种瓜为业。忽有三少年诣钟乞瓜，钟厚待之。三人谓钟曰：“此山下善，可作冢，葬之，当出天子。君可下山百步许，顾见我去，即可葬也。”

　　钟去三十步，便反顾，见三人并乘白鹤飞去。钟死，即葬其地。地在县城东。

　　此类关乎帝王之家的“传说”，在讲究出身的中国古代甚是常见，于是“瓜农”孙钟的后代果真成了“天子”，“天子”孙权为避祖宗的名讳，还把钟山改名蒋山，此“蒋”系出东汉秣陵县尉蒋子文，蒋子文的地位后来还一路攀升，从“侯”到“王”，从“王”到“帝”，护佑着建都建业、建康的六朝国祚。

前湖映钟山。视觉中国供图

　　无论是孙权还是司马睿，对于今日南京拥有“六朝古都”的美誉，都是居功至伟：孙权是建都南京的第一人，历时69年或59年的孙吴一朝，提升了南中国的政治地位，促进了南中国的经济发展；司马睿开创的历时114年（从307年司马睿到建康算起）或103年（从318年司马睿称帝算起）的东晋，以及通过禅让形式接续其后的“南朝”即刘宋（420—479年）、萧齐（479—502年）、萧梁（502—557年）、陈朝（557—589年），则使传统华夏文明在南方得以保存与延续、发展并丰富，东晋南朝都城建康由此奠定了华夏正统之都的非凡地位，这也就是钱穆先生称道的“东晋南渡，长江流域遂正式代表着传统的中国”之大义所在吧。

　　诸葛亮、刘备“龙盘虎踞”的版权归谁？

　　从孙吴初都南京，到东晋南朝续都南京，南京无疑是一块风水宝地。

　　《三国志·吴书·张纮传》刘宋裴松之注引西晋虞溥《江表传》：（张）纮谓（孙）权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曰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称陵。今处所具存，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权善其议，未能从也。后刘备之东，宿于秣陵，周观地形，亦劝权都之。权曰：“智者意同。”遂都焉。

　　这是一段很有趣的记载。在东汉末年“故老”亦即社会大众的认知中，因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所以其“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于是孙权的谋臣张纮、盟友刘备都建议孙权移治秣陵。

　　提到南京的“龙盘虎踞”，传世文献与地方胜迹多将版权归属诸葛亮。例以史书，如唐人许嵩《建康实录》自注引西晋张勃《吴录》：“刘备曾使诸葛亮至京，因观秣陵山阜，曰：‘钟山龙盘，石头虎踞’”；例以地志，如晋宋之际庾仲雍《九江记》：“建业宫城，孙权所筑。昔诸葛亮劝都之，云：‘钟山龙蟠，石城虎踞，有王者气。’权从之”；再例以南京胜迹，今清凉山公园里有诸葛亮挽缰的驻马坡，乌龙潭畔则是诸葛亮饮马之所在。如此这般，诸葛亮遂成为南京的“地理之神”。

南宋《景定建康志》之“龙盘虎踞图”。

　　不过甚显尴尬的是，检索更加权威的典籍，如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刘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我们得知：首先，赤壁之战（208）前，诸葛亮与孙权见面的地点在柴桑（今江西九江）而不在京（今镇江），所以诸葛亮没有机会途经秣陵，发出“龙盘虎踞”感叹的可能性也就不大；其次，依据上引虞溥《江表传》《三国志》裴松之自注判断，“龙盘虎踞”云云，更可能是刘备说的；再次，《晋书·王导传》也记载，后来辅佐西晋琅琊王司马睿退守孙吴旧都、开创东晋局面的“千古一相”王导明确指出：“建康，古之金陵，旧为帝里，又孙仲谋、刘玄德俱言王者之宅。”

　　然则“龙盘虎踞”的版权，究竟归属诸葛亮还是刘备，“泾渭”之间似也分明，其大致的情况是：社会大众乃至地方文人大多倾向诸葛亮，毕竟相对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亦人亦神亦仙的诸葛亮，号称“皇叔”、动不动就哭鼻子的刘备不那么受南京人的待见；而在求真多疑的不少学者那里，或持刘备的说法，或视诸葛亮的说法为不太可靠的“传说”。

　　1984年11月，谭其骧先生在《古都研究如何深入》的会议发言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所谓“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真帝王之宅也”，这绝不是诸葛亮的口气，这是一般的逻辑推理就可以明了的。诸葛亮当时是刘备的谋臣，而孙权据有江东六郡，诸葛亮是代表刘备来见孙权的，孙权当时的身份还是汉朝的将军，既没有称王，更没有称帝。

　　其实，只要跳出诸葛亮与刘备的上述纠葛，回归到传统语境中，“龙盘虎踞”的地理形势仍是毫无疑问的“南京的光荣”。这个“南京的光荣”，就是南京历为六朝首都乃至“十朝都会”，累计建都时间长达450多年，而保障建都的地理条件，则在“龙盘虎踞”。

　　所谓“龙盘虎踞”，从字面义看，是说“钟山龙盘”，即钟山像条青龙，盘曲在南京的东面，“石头虎踞”，即石头山像只白虎，踞坐在南京的西面。显然，这样的“龙盘虎踞”，正是传统语境中的风水宝地：若幕府山为坐，雨花台（聚宝山）为案，牛首山为朝，加上钟山、石头山左右护卫，于是“山环”；西、南有秦淮河，东北有金川河，东有青溪、燕雀湖，北有玄武湖，外围之西、北为长江，于是“水抱”，而中间为“宽平宏衍之区”，这正是“山环水抱必有气”的美善格局。

　　谢朓、刘禹锡文学南京的“形象大使”

　　龙盘虎踞、山环水抱的美善格局，唇齿上游、据南面北的军事形势，既书写了六朝“四十余帝三百秋”的政治辉煌，也孕育出“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余户”的经济繁盛，既造就了“谁有斯美”的都城面貌，也引发出“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的历史鉴戒……而这方方面面，从文人的笔端流出，便凝聚成或具象或意象的文学南京，便诞生了传之不朽的金陵都邑文学与金陵怀古文学。

　　就具象的金陵都邑文学来说，萧齐永明九年（491）28岁的谢朓创作的《入朝曲》，可谓最为典型：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凝笳翼高盖，叠鼓送华辀。献纳云台表，功名良可收。

　　好一首造境宏伟高健的“鼓吹曲”：碧波荡漾的城河，环绕着蜿蜒曲折的城墙，鳞次栉比的朱楼，层层叠叠，一望无际；驰道的两旁，矗立着甍宇齐飞的皇宫高院，御沟的左右，垂枝拂水的杨柳婆娑摇曳；伴着舒缓的笳声与轻密的鼓点，驷马飞驰、车盖摩云，华辀画舫、从容悠游。这是风光秀丽、物产富饶的江南，这是历史悠久的金陵；在这样的江南、这样的金陵，追慕“云台二十八将”，自会成就一番功名事业！

　　谢朓诗中的金陵样貌，前有所承，比如西晋左思的《吴都赋》：“高闱有闶，洞门方轨。朱阙双立，驰道如砥。树以青槐，亘以绿水。玄荫眈眈，清流亹亹。”这样的都城，既是当时南中国的首善之区，引领着中国南方走上了历史的主舞台，发展至梁朝，建康更堪称东方世界的第一大城。

　　谢朓诗中的金陵样貌，在后来的隋唐宋元时代，又是后无所继，这可以唐人刘禹锡的《金陵五题》为例。

　　宝历年间（825-826），年过半百的刘禹锡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任上所作的《金陵五题》，是一组借金陵古迹抒兴亡感慨的诗篇，其中的第三首《台城》哀叹陈后主“玉树后庭花”的荒淫无度，第四首《生公讲堂》嗤笑南朝皇帝沉湎佛教的荒唐，第五首《江令宅》指斥狎客词臣的惑主误国，而最为后人称道者是前两首。

　　第一首即《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好一派苍莽悲凉的氛围：环绕金陵“故国”的群山依然存在，江潮拍打着已经荒废的石头“空城”，又寂寞地退了下来，只有月亮还和六朝时一样，从秦淮河的东边升起，夜深的时候无声地照见城上的短墙。

　　《金陵五题》的第二首为《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好一番托兴玄远的感慨：野草开花，点染出昔日的交通要津朱雀桥边的荒芜；夕阳斜晖，映衬着曾经的富贵之乡乌衣巷里的寂寥。那正在就巢的无知飞燕，怎能晓得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的高堂华宅，已经变成寻常巷陌、百姓人家的沧桑变迁。

　　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刘禹锡创作《金陵五题》组诗时，他还从未到过南京，所谓“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秣陵，尝有遗恨。后为历阳守，跂而望之。适有客以《金陵五题》相示，逌尔生思，欻然有得”，以此这些诗中所写，皆为意中虚景。不过虚景藏情，较之按实平铺直叙，更能包孕诗人的主观情思和审美理想；再者，这也反映出寂寞、沧桑的文学意象，已经成为唐代文人——无论来过还是没有来过南京——对于这座“六朝古都”的共同认识。

　　都城时代的南京，那是谢朓《入朝曲》吟诵的具象的南京；非都城时代的南京，那是刘禹锡《金陵五题》缅想的意象的南京。这样的“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成为“文人看南京”的“城市名片”、高铁驶入南京时的欢迎语；这样的“故国”“空城”“野草花”“夕阳斜”，成为南京历史的画龙点睛之笔、南京文化的点石成金之魂。

　　由此，贵胄谢朓、“诗豪”刘禹锡遂携手成为文学南京的“形象大使”，而贡献了《世说新语》《昭明文选》《文心雕龙》、怀古文学的六朝古都南京，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中国唯一的世界“文学之都”。